《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总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现今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

作者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三国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现代意义

《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诗经》的现代意义是什么，参考一下。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

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理想生活进行不懈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

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

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知识经济时代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有极大的冲击，也改变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要文化创新，而且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精神，重铸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在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而《诗经》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源泉;《诗经》中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浓郁的友爱亲情，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诗经》中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强自力的基石;《诗经》中呈现的“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亲和力的艺术升华。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表现出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诗经》中人的意识在觉醒，并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和主体的存在。

《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现自我、抒写自我、表达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乐等各种社会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

《诗经》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的要丰富得多。它的主题不是宗族性的，只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不像荷马的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人的生活，人的情感，既熟悉又亲切，使人看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和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在我们今天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之时，尊重主体，以人为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展现个体的智慧和力量，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也弘扬了《诗经》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其实，诗经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

《诗经》以其包蕴题材的广泛和文化内容的丰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周文化精神，的确可以进行深刻的思想开掘。而《诗经》又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可以使人不是在枯燥的说教中，而是在审美的愉悦中达到受教育的目的。

《诗经》中美好的文字，铸造着中华民族的丰厚文化，孕育着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不绝的诗魂，从古至今，这类或美丽或风雅或缠绵悱恻或刚健血性的文字铸造着民族的脊梁和骨气，使民族在天崩地坼中奋勇前行，参与了中华文明百折不挠的生命力的创造。

古典诗词名篇的代代相传，代代人在古典诗词的熏陶中成长，因为诗魂曾经培育过，而且继续培育着民族魂，使之生生不息，富有神采。